【摘要】统一战线在探索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民众、政权内在关系的论述，作为统一战线植于政党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进程中，始终坚持领导和团结各革命阶级和社会力量，通过统一战线，实现民主协商，共建现代化的中国战略。在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践中，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功能看，可分为革命形态的统一战线、爱国形态的统一战线和治理形态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以其治理主体广泛、多样，价值的包容性，组织平台的宽广性等优势助力现代化国家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探索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中，党的统一战线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讲到，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上，统一战线是不能缺席的。他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广泛凝聚共识。”这是因为：其一，统一战线工作本质与国家治理目标具有价值上的一致性。“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其二，党的统一战线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国家治理具有内在联系。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战略，具有社会整合和凝聚人心的功能，是共产党联系各方面群众、各种社会团体的中介、桥梁，又是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全面治理的重要因素；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政治联盟组织，是党和国家汇聚力量、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载体；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政治运行的载体，是党和国家实现人民民主、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统一战线放在“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部分进行部署。在2020年1月9日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汪洋指出：要“深入挖掘蕴藏于统一战线之中的显著制度优势，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为学界深化新时代统一战线研究，提供新视角、拓宽了空间。
一、统一战线植于政党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逻辑基础
政党作为近现代社会体现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一种政治组织，是基于民众的意愿，主要围绕国家政权开展政治活动。近代意义政党发展的实践表明，政党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主导者或领导者，政党的出现或介入改变了传统封建社会公共权力与民众的单相关系，使之变成政党、公共权力、民众的三相关系，政党的性质、定位和功能，规定了政党在三者间居于中心位置。因为，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拥护或支持，才能执掌或影响政权；也只有掌握了政权或影响了政府的运作，政党的功能和价值才能凸显。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就是资产阶级政党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一种架构。英国学者戴维·海因就指出：“政党作为政治机构的确定性特征在于，政党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机构联系起来的机制。”这是西方政治学中关于政党与民众、政权关系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代表，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组织本阶级的成员进行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进程中，在强调无产阶级自身的团结统一和先进性建设的同时，还非常注重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可以参加革命的阶级、政党、社会力量结成统一战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科学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的同时，揭示了共产党与人民大众、政权的相互关系，他们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推翻剥削阶级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政权的实践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争取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依据这个原则，结合当时欧洲的情况，还具体提出，“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列宁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概念，认为在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能否正确认识、运用统一战线，是与“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相联系。在现代国家建设上，列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工农联盟思想结合起来，提出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他指出：“苏维埃，这是任何一个通常类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所没有的机构，而且是不可能与资产阶级政府并存的机构。这是一种新的、更民主的国家类型，我们在我们党的决议中把它叫做农民—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这样的共和国里，唯一的政权属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民众、政权的内在关系的论述为统一战线植于政党与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政党，它基于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状况和面临的任务，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从建党开始就自觉承担起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任。在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领导和团结各革命阶级和社会力量，通过统一战线，实现民主协商，共建现代化的中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这种党建国家的实践实为“统战建国”。
中国近代的经济结构、阶级、社会状况为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施展的舞台。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使之丧失独立地位；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不仅有传统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还产生了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等。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要求，这为政党提供了阶级或社会基础。伴随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传入，中国曾出现了民初政党林立的局面，主要有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进步党、公民党、民宪党、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宪政党等。这是中国政党政治的最初实践。结束千年帝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在实现人民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当时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不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与资产阶级共生的无产阶级自然也不能强大。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有名无实，国家的自主性没有确立起来，对内不能平衡各阶级和政治利益集团的冲突，维持政治秩序，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整合；对外不能保持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这说明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任务“在阶级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唯一能够担当起中心支撑作用的就是政党，也就是以政党代阶级”。孙中山在总结自己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明确提出“党建国家”的思路。他指出：“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艰巨任务，对领导社会的政党提出了更高要求。即政党必须具有担当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历史责任，而且能够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把分散的社会整合成为一个总体性社会的能力。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民众支持，进而获得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只有50多人、并处于社会的边缘的小党，通过社会力量的组织和构建，一是通过党自身的纵向组织建设，实现了党的组织从上到下的全覆盖，形成了以此凝聚各方面社会力量的核心；一是通过横向的统一战线建设，争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甚至部分地主阶级的支持，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从社会政治生活的边缘走向中心，进行社会整合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阶级社会状况，不仅明确“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而且将统一战线确立为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和“三大法宝”，强调“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1923年党的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政策，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农民，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了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广泛支持，成为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中心，有效地实现了社会的整合。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不仅运用统一战线广泛地团结、凝聚各方面社会力量，而且发展统一战线的实践形态，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或途径。例如，从政权的组成上肯定统一战线各阶级、阶层、党派在现代化国家的地位，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国家政权问题是政治的根本问题，它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了统一战线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具有沟通、协调、整合政党、国家、社会三方面的功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联盟关系揭示了当时社会各阶级、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与关系，各革命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态。“三三制”这种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奠定了多党派合作、政治协商在国家政治中的应有地位，实现了各革命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民主专政。这体现在民主政权（行政机关、民意机关）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种政权形式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协商构建民主政权的新篇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的规范化、制度化，已内置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成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别和各方面代表人士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平台，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二、统一战线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践表达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在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中，随着社会主要矛盾、阶级关系和现代化国家建设任务的不同，其作用的发挥具有不同阶段性的功能。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看，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统一战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统一战线。从功能作用看，可以分为革命形态的统一战线、爱国形态的统一战线和治理形态的统一战线。
（一）从历史进程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是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统一战线主要是凝聚各革命阶级的力量，实现共产党对社会的领导，通过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的新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统一战线，主要任务是争取或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努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其统一战线是广泛团结社会进步力量，运用政治制度平台，通过和平改造的方法（思想改造和生产资料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党对国家的经济、社会的有效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主要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统一祖国服务。其统一战线放弃了延称多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传统提法，强调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性质，用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定义统一战线的同盟者，更广泛地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统一战线，主要任务是“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其统一战线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认同为联盟的最大公约数，致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目标。
（二）从功能作用看。统一战线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指向，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形成三个比较完整的、带有各自特性的实践形态。革命形态的统一战线，以阶级为联盟主体，以反帝、反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为共识，以阶级性联盟、国共合作为联盟主线。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一种总称。革命形态的统一战线，突出革命性、斗争性，重视阶级联盟和国共合作。其哲学依据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对抗性，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以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爱国形态的统一战线，是以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为联盟主体，以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认同为共识，以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为工作主线。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种特殊形态存在。这一形态的统一战线主要体现在：统一战线联盟主体由传统的“阶级”转到政治阶层，统一战线联盟的政治基础由反帝反封建的阶级认同转移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由为阶级斗争服务转变为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统一祖国服务。
国家治理形态的统一战线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为联盟主体，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认同为共识，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工作主线。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新的使命任务，在深刻总结现代化对我国社会结构和治理方式带来巨大影响和变化的基础上，关于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存在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成为与新时代“强起来”的历史责任相对应治理目标。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主要是就经济建设、经济基础方面而言，是经济现代化，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则集中于政治建设、上层建筑方面，是政治现代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和由主要矛盾规定的新战略是治理形态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
三、统一战线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
统一战线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回答的是中国统一战线“怎么做”的问题。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他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为人类指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对无产阶级加强自身团结统一和争取广泛同盟军基本规律的科学理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出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有效地团结各革命阶级和社会力量，实现了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
第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泛同盟者来实现的。在与不同阶级、阶层、团体、民族等范围的同盟者进行联合、团结的过程中，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它规定着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和命运。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更加艰巨的任务，新时代的统一战线更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统战工作中，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
第三，坚持最广泛的同盟者。统一战线是基于领导者与同盟者的广泛联合。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者，是政治核心。围绕在领导者周围的其他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则是同盟者，是统一战线的力量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同盟者是人民的范畴。“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整合起来的一个群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实上构成了“人民”的实体内容。毛泽东曾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讲：“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统一战线从革命性的阶级联盟转变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可以说，我国“人民”=工农联盟+四者联盟（或现在说的五者联盟），他们构成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主体。同时，我国国家建构中人民范畴的拓展，是同步于统一战线从政治联盟上升为国家形态、从策略战略成为国家底色的发展过程。
第四，坚持社会整合和国家治理相融合。对社会不同群体的有效整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任务。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统一战线求同存异、沟通协商、凝聚共识的价值理念和广泛、包容、开放的社会组织特性，使之在我国政治体系架构中具有连接党和国家政权、社会组织、各方面人士的天然优势，从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整合力和一定的国家治理资源。当前，随着统一战线范围的扩大、统战对象多样性和社会性的增强，统一战线发挥社会整合和国家治理功能的空间更大。为此，新时代统一战线要按照“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进行社会整合和国家治理。例如，针对互联网快速发展，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人士大量涌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数量的增多带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量的增加的现实，要注重发挥人民团体、各类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统战功能，将这些人中的代表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对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和宗教界人士，要发挥各级人民政协这一统战组织性质的整合和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四、统一战线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显著优势
统一战线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显著优势，回答的是中国统一战线“为什么行”的问题。国家治理是新时代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体现，统一战线在此方面的显著优势是：
第一，治理主体广泛、多样。现代化国家治理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优势的所在。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统一战线的同盟者是人民的范畴。统一战线范围的广泛性、包容性、多样性与社会性特征，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多元、广泛的社会主体。在治理实践过程中，我们要强化基层统一战线，为国家治理打造坚实的主体联盟，实现这些主体与国家治理的密切联结，鼓励并拓展社会组织和广大公众不断加强参与国家治理的深度和有效机制，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第二，价值的包容性。统一战线以“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实现凝聚共识、增强社会力量的价值理念，实现国家政治生态的和谐发展。一个国家稳定、安详、和谐，政治运作有序、有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同心圆”思想是新时代统一战线价值包容性的体现。这既是对胡锦涛提出的“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的发展，也是对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新思考、新回应。最近西方国家的“政治之乱”，尤其是美国大选暴露出来一些问题，社会撕裂、政党间互相谩骂吵架等，更加说明了中国之治的优越性。
第三，组织平台的宽广性。统一战线在国家政治体系架构中具有组织平台的多重性。作为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的一种组织平台，统一战线是党和国家体制内具有合作或联盟性的组织。这种组织平台以其内部构成的广泛性、包容性和非行政的权力性，能避免单一政治组织的局限性。从国家政治架构看，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它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是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团体及社会各界人士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介入政府过程的一种体制性规范，它从根本上保障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一战线内部不同利益群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权利。随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它为统一战线嵌入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平台，不仅进一步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发展空间，也使统一战线更多融入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问题是我们怎么来把它做好、落实，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
（作者系信阳师范学院校长，二级教授，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统一战线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