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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命脉与民族工作的方向:增进共同性
发布时间:2021-10-04     作者:   点击:[]   分享到:

本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形成了两大重要成果:其一是阐明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其二是阐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给出了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指向。两大成果共同确定了新时代改进民族工作的方向,那就是“增进共同性”[1]。

一、从学理上看,共同性是共同体的命脉,没有共同性就没有共同体,共同性的“稀薄”与“浓稠”[2]决定着共同体韧性的弱与强。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ö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中提出“共同体”的概念以来,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认知能力的提升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共同体的类型也日益丰富。但无论是村落共同体、社区共同体,还是民族共同体、全球共同体,都离不开一种凝聚群体成员、凸显共同体特点的东西——共同性。

从词义上讲,“相同”是指彼此一致,没有区别;“共同”是指属于大家的,彼此都具有的。共同体的共同性主要是指共同体成员在利益和信念上的一致性,“这些利益和信念,常常是让一个群体成其为共同体、让一个个体成其为共同体成员的东西”[3]。也就是说,共同性能对共同体的组成成员发挥相互帮扶、彼此善待、归属聚合的共同体构成性功能。人们对于利益和信念一致性的确立既来自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相互体认,也来自对执政党和国家关于利益和信念一致性宣传的接受与认同。利益、信念的一致程度,情感的共情程度,被视为影响共同性强弱的主要变量。一般而言,规模越大的共同体、文化社会结构越复杂的共同体,萌生共同性的难度就越大。对于一个国民群体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尤其是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而言,积淀和增进共同性需要长期的努力,因为共同性的培塑需要妥善处理来自文化形式差异、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信仰差异等方面的“差异性”“差别性”的挑战。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笔下的“美国特性”受到挑战,实质上就是美利坚民族的共同性受到挑战。对于缺少共同性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实现对差异性的整合是一个艰巨的工程。泰戈尔在面对他所处时代的印度的复杂差异性时,感慨道:“印度的使命象一个主妇的使命:他不得不为众多的客人准备适当的款待,而这些客人的习惯和要求又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产生了无穷的麻烦。”[4]

共同性能唤起回应性(responsiveness,指组成成员对共同体的响应性),回应性被视为真正共同体的主要特征。如果共同体所促进的价值及其结构(财富的分配、权力的运用、制度的形成以及社会化的机制)不能反映其成员的需要,或者只反映部分成员的需要,那么共同体的秩序事实上就是强制性的而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3]。因而为了增强回应性,国家和社会通常会超越具体化、形式化、物化的差异,在利益、信念、价值、情感、意识层面寻找“公约数”,提炼共同点便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共同体共同性选择与培塑的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便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高位、抽象层面的共同性。需要注意的是,共同性也存在于现实的空间感知和生活方式等层面。例如,共同的国土疆域赋予国民地域归属上的共同性,共居共事共学共乐赋予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性感知,同等享有公共服务赋予人们待遇共同性的感知等等。也就是说,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共同性增进存在两条路径:意识层面的教育、培育、铸牢;实践层面的参与、体验、感知。意识层面的共同性基于认知可以产出认同,实践层面的共同性基于关系可以产出团结。认同和团结则能从“精神力量”和“关系结构”两个维度凝聚、凝结共同体。

二、在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实践中增进共同性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构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5]。在意识层面和实践层面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加强和改进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

其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增进共同性。要增量各民族之间共同性的知识供给(例如,各民族在真善美方面具有共同的追求等等),增量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素材挖掘(宣传历史进程中的共同性),增量各民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共同性浸润,增量各民族在利益、情感、荣辱、价值、信念、道德等层面的共同性教育,增强各民族的“五个认同”。

其二,在具体的民族工作实践中增进共同性。在社会关系结构和综合社会环境方面,为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创造条件,在共同生活方式营建、参与方面,引导各民族共居共事共学共乐。大流动的社会态势、大融聚的社会结构、信息化带来的充足的社会资源、公共教育系统的产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推广等等,都为各民族共同性的增加创造了条件。

其三,在各民族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增进共同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新发展理念,这也标志着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团结带领下加速现代化进程。思想、管理、技术现代化的“集大成”将进一步提升各民族的互惠与依存,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层面的共同性也将大范围、大幅度提升。

三、增进共同性要注意处理好与差异性的关系

西方的自由主义叠加特殊主义共振加大了增进共同性的难度,而“求同存异”则是中国长久以来的现实主义实践,这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增进共同性的路径基础和实践基础,在思想认识和具体实践中要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

首先,要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共同性和差异性同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共存,既是哲学层面的,也是现实层面的。自然、历史、认知等方面的原因致使民族事象中的差异性是较为普遍的存在,这也是多样性的前提,承认差异、尊重多样是一种认知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原则。增进共同性要在价值、信念、情感层面下功夫,要在生产、生活中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不违背规律,不违背民意。

其次,要把握好两对关系。一是群体意识上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共同性的,而各民族意识是有差异性的;中华民族利益是共同性的,而各民族的具体利益是有差异性的。因此在意识与利益的问题上做到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避免平行、分立,就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做到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二是文化上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文化是民族最显著的特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有的文化,文化中的真善美、价值精神是共同性的,各民族文化是多样的文化,文化形式、符号方面是有差异性的。在文化上做到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就要承认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

在谷苞先生看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在长期的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它在各族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亲和力”[6]。增进共同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指向,是中华民族建设的方略选择,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增进共同性需要遵循文化选择与文化变迁的基本规律。增进共同性需要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发挥各方面力量,用心、用情、用力去做好。

参考文献:

1]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光明日报,2021-08-29(1).

2]GerardDelanty.Communi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3.

3]李义天,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印度]泰戈尔,著.民族主义[M].谭仁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三个维度[J].西北民族研究,2021(1).

6]谷苞.当前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主要任务[J].西北民族研究,1988(2)


(本文来源于《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

(本文为国家民委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坚持的原则研究”(编号:2020-GMF048)的相关成果。)

(严庆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